刘家和先生口授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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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终身难忘的先生们(上)

那时候考大学是各个学校分别命题,我没多考虑,直接去参加了江南大学的考试。记得国文考试作文题目是就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写一篇文章。我用文言文写了一篇文章,得到了老师的首肯,取得了很高的分数,英文和数学也考得不错。1947年秋,我顺利进入了江南大学。

江南大学乃无锡巨商荣家所创办,我是第一批学生。入学第一年,在无锡西门外太湖滨后湾山坡上的新校舍正在修建,学校只好暂用荣巷附近一所简陋的中学校舍为临时校舍。1947年冬,钱穆先生到江南大学任教。那时候,他与唐君毅、唐至中、牟宗三等先生住在荣巷,那边是荣家旧宅所在。

第二年,学校搬去了太湖滨后湾山坡上的新校址。新校址三面环湖,风景非常优美。推开我宿舍的窗户,太湖湖光山色就可以展现眼前。早晨起床,从宿舍前往湖边的饭厅,湖面笼罩着一片白茫茫的雾气。虽然看不清湖面,但是可以清晰地听得到湖面上咿咿呀呀的渔船摇橹声。吃完饭去图书馆看书,不一会儿,雾气就慢慢散开了,有的一丝一缕地从图书馆窗前升起,煞是好看。傍晚时还可以观赏到太湖日落。现在的人恐怕很难想象当时的优美情境。

我虽然上了史地系,但主攻仍是历史。兴趣最大的所在是先秦和两汉的历史。当时最爱读也最常读的有《左传》、《国语》、《史记》、《庄子》、《韩非子》等书,自己买了几种放在卧床的里侧,每天中午和晚上睡前都要读一些。这种情况实际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了。不过,我的兴趣远远没有限制在这个范围里。

在学习方面,我的国文一向不错,大学国文课对我来说也不困难。英文课一周有三门课,七个课时。三个小时阅读、两个小时语法,还有两个小时作文课。最难的是微积分。因为微积分是全英文授课,采用英文课本,幸亏我在高中时的数学就是用英文课本学的。授课的孙先生课讲得很好,但是我学得依然很吃力,考试也是刚刚及格而已。

在江南大学期间,除了中外两门通史、中外两门近代史、大一国文、英文及两门地理学方面的必修课外,我还选修了商周史、秦汉史、哲学概论、逻辑学(当时称理则学)、伦理学、中国文学史、古文字学、政治学、经济学、微积分等课程。作为一个年不满二十但已遭受过日寇八年统治的青年,我渴望深入认识中国文化,同时也渴望了解世界。

大学一、二年级,我师从钱穆先生学了中国通史及秦汉史。尤其值得一说的是,根据他的指导,我读了他的《先秦诸子系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及梁任公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了《系年》,我知道了要治先秦史及诸子,不能不作考证,而作考证就不能不知清人研究成果,而梁先生的《学术史》则恰好告诉了我接近清代学术的门径。就这样,以后我在治中国古史时始终不敢忘记考证之学,一直不能忘情于清代的学术研究成果。

钱穆先生教过我中国通史和秦汉史,他对历史发展大体的提纲挈领和对历史问题的精到论辩都使我在课堂上感受过精神的震动。当时我在读《庄子》,知道钱先生正在写一本关于《庄子》的书,所以几次请教他一些关于庄子的问题。他在回答问题时,顺便问了我对《庄子》和《老子》二书的关系有无了解,我以先老后庄的传统说法为对,并以《庄子》中说到老耽而《老子》中并无庄周为理由。他看我幼稚而好辩,就嘱咐我好好地看看他的《先秦诸子系年》。我费了好大气力读了这部书,心里的幼稚浮躁之气逐渐平了下来,知道学问实在太大了。再去向钱先生请教,他问我学到了什么?我说,具体问题,我此时还无考证能力,不过,我开始认识到,学历史即使治诸子也不能不懂考证,学先秦文史不能不懂清儒研究成果。钱先生点了点头,说他要我们读梁任公和他自己的两部同名之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个治学门径。治史必重考证,治先秦史必自清人研究入手,成了我半个世纪以来治古史时所信守的基本原则。

那时候听说钱先生经常一人至湖边村里雇一小船,荡漾湖中,任其所至;有时候还带领学生漫步在湖堤之间,讨论学问。我有读不懂的书或者不明白的问题的时候,常常去拜访钱先生。有一件小事让我记忆犹新。钱先生在讲授中国通史课时从来不看讲义,他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边讲课,边在讲台上踱步,我也听得聚精会神。忽然感觉钱先生在向我示意什么,原来钱先生看到四周的学生都在记笔记,唯独我一个人没有记。先生在示意我记笔记,但是我还是没有记。后来钱先生叫助教收大家做的笔记去批改,我就根据讲义编了一个交了上去。没想到钱先生叫我去他那里,亲自问我为什么不记笔记。他问我:“你为什么不记笔记?”我回答说怕记笔记分神,跟不上先生的思路。他说:“不记笔记你都能记得吗?”我回答说能,还请求先生现场考我。先生问了几道问题,我都回答上了。他说:“你现在记得,以后保证还会记得么?”我回答不上来了。钱先生告诫我说,记笔记并不是记他已经研究出来的东西,而是记他现在正在研究的,最新的东西。几十年后,我去台湾拜谒了钱先生的故居素书楼。在钱先生的铜像前毕恭毕敬地三鞠躬,每鞠一下躬,便在心里说一声,“钱先生,您讲的我还记得。”

后来台湾有个电视台来大陆采访钱先生的弟子。访问了我和何兹全先生。何兹全先生是钱先生早期在北大的学生,我是先生离开大陆之前的学生。节目中我就讲了这件事情。他们很细心地录制了影像,还感慨说“太绝了,真是太绝了!”钱先生课讲得条理鲜明、富有逻辑性,只要认真听,当然都印象深刻。

唐君毅先生教过我哲学概论和伦理学,给我打开了了解西方思想的窗户。刚开始听哲学概论时,对大量的西方哲学词汇都无所知,颇有腾云驾雾之感;但是,并非什么都听不懂,也能感到他在辨析前代哲学家思想时所流露出来的哲学智慧,使我的好奇心逐渐向一个更深的层次发展。

(八)终身难忘的先生们(下)

当时唐君毅先生的妹妹唐至中先生,教我大一国文。至中先生的国文课讲得很精彩。我还记得她给我们讲的《礼记·乐记》一课,将礼乐关系讲得很透彻,让我终身难忘。她讲的《史记·淮阴侯列传》也让我铭记至今。至中先生将韩信的性格与得失成败分析得丝丝入扣,栩栩如生,我们听得也是津津有味。她对学生非常亲切和蔼,到他们家去问问题,就如向自己的家长问问题一样无所顾虑。问了问题适逢用饭时间,他们就留用饭;饭后有时他们会去湖山之间一些胜地散步,也带着我们同行。一边走,一边谈,从哲学到文学无所不及。许多难懂的哲学问题,就是在饭桌上、散步间慢慢弄懂的。

君毅先生很爱讲黑格尔辩证法,我为其精深所震动,但也时常不懂,至中先生往往在这时候帮忙。她知道我还懂得一些老庄,就常引老庄给我解说,使我感到了中外思想之间还有一条通道。直到现在,我见到黑格尔的书,只要有时间,看不懂也愿意硬着头皮看下去,多年来一直如此。君毅先生还有一句话使我难忘:要学哲学,不能用常识来思考,要用逻辑来思考。

关于君毅先生最深刻的记忆,还是他伟大的人格。除了令人在玄思之境中如沐春风外,君毅先生还具有把道德理性付诸实践的大勇。当时有些同学家贫,君毅先生就请这些同学帮助抄稿,抄完之后,付给酬劳的时候,还特别郑重地向这些同学道谢。君毅先生当时任教务长,记得大一时,有一次师生在礼堂里(临时校舍)开学术讲演会,君毅先生是主持人。外面下着大雨,突然听到礼堂外面有房屋倒塌的声音,大家认为礼堂也面临倒塌的危险,现场顿时乱作一团。就在这时候,君毅先生不仅没有从主席台的旁门方便地离开现场,反而大步走到讲台前沿,大声招呼大家不要拥挤,按顺序走,混乱的局面平静下来。在他的组织下,同学们都顺利地走了出来,君毅先生是最后一个走出来的。虽然后来礼堂并没有倒塌,倒塌的是礼堂后面的房屋,但当我从讲台前走过时,仰望着君毅先生,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伟大的人格。

牟宗三先生教过我们逻辑学,讲的基本是西方的古典逻辑,但也偶尔夹讲一些因明学和墨家逻辑。这门课在开始听时也很陌生,不过因其内在联系清晰而紧密,我自己也有一些数学方面的推理训练,认真听下去就不觉得有困难。而且,我发现它和我很喜欢的几何学是同一个路数,是一种西方人所习用而我们中国人不常用的思考方法。几十年来,我不断地读西方哲学的书,也不断地复习逻辑。用这种方法帮助自己克服在学西方哲学中遇到的许多困难,也逐渐提高了自己的思维能力。

冯振先生教过我文字学,他实际是教我们读《说文解字》。先讲《说文叙》,再讲部首,然后再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讲。冯先生让我知道了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清儒在文字训诂研究上的丰硕成果。从前跟老师学古文时,就听老师解字不时引用《说文》,也稍稍翻看过此书,觉得有趣,但不知入门途径。

冯先生上课,时常辨二徐之误,出入段、王而时有发挥。当时《说文解字》虽然没有讲完,但是由此我知道了,要在文字音韵之学上打好基础,不能不多学段、王。几十年来,我始终不敢忘记这门不能忘记的学问,基本上采取了“学而时习之”的方法,段、王就成了我随时请教的老师。有趣的是,冯先生讲课带广西口音,可是有些字的古音用他的口音读正好;记得他讲“见母”的见字,与现在普通话读音不同,而恰好符合古音。冯先生启发了我多年总爱从听方言中印证古音的习惯。我不才,不能成为文字学专家,但也稍知用以读好先秦、两汉及清儒之书,实皆拜冯先生循循善诱之所赐。几十年来,我和《说文》、《尔雅》等书结了不解之缘,如非在特殊情况下,读古书遇到问题,不查阅这些书籍,心里就总过不去。

我还从束世澂先生学商周史。束先生精通商周文献,钻研甲骨经文,自己还收藏有一些甲骨片。束先生还是一位有名的老中医,非常博雅。记得我在他的指导下根据春秋三传写过一篇《春秋五霸论》,竟蒙先生嘉奖,至今记忆犹新。我对先秦史的影响也深深受益于束先生。

我还从朱东润先生学习《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从李笠先生学习《中国文学述评》。

以上所谈的几位老师都是在我茅塞要开未开之际,适逢其会地给了我一生受用的影响。他们只教了我一至二年,可是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却是对于这些学科的终生学习的浓烈愿望,我觉得这是最宝贵的。因此,特别说到了上述的几位老师。同时要说明的是,我提到这几位老师,并非说我能继承他们的学术、够做他们的入室弟子,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治学道路上给予了我终身的影响。

我很幸运,我在一个适逢其会的阶段遇到了他们。我一想到他们,就会想起杜甫的诗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当时我的求知欲极为旺盛,就像一株刚要从泥土里向外冒出头来的幼芽,恰好遇上了他们所施予的智慧的阳光雨露。如果早一点遇到他们,那么我对他们的施予会一切茫然无知,接受不了;如果晚一点遇到他们,那也许我习惯已成,他们的施予就改变不了我已成的积习,同样归于无效。因此,我觉得,在我几十年来所遇到的很多师长中,对我以后治学路数影响最大的是以上几位先生。

1949年江南大学史地系停办,我们被要求或者转系,或者去别的学校。我经过考虑,选择了重新报考南京大学历史系,并顺利进入了南京大学学习。

(九)从南京到辅仁

我进入南京大学学习虽然时间不长,但还是很有收获。有几位先生的课程对我影响都比较深。

韩儒林先生教过我《中俄关系史》,当时他是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韩先生先后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巴黎大学、柏林大学留过学,纯然学者风度。他是蒙古史、元史专家,讲课旁征博引,非常生动,我们都爱上他的课。记得韩先生曾经给我们讲过汉语“俄罗斯”的由来。俄罗斯人自己称自己“露西亚”,前面是有一个颤音的,英语的俄罗斯发音“若莎”,也没有“俄”的发音。汉语的发音为什么叫“俄罗斯”,是因为汉人通过蒙古人知道的俄罗斯,在蒙古语中,俄罗斯的蒙古语发音为“俄罗斯”。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听闻过的。

贺昌群先生教过我《魏晋南北朝史》,贺先生是非常文雅的一个人,学识渊博,经常在家中与师母吟诗作对。贺先生给我们讲《魏晋南北朝史》让我们感受到一股魏晋文人的风气。听他的课,感觉像是在读《世说新语》,非常有趣。

《英国史》课程是由蒋孟引先生教我们的。蒋先生是从英国伦敦大学历史系深造回来的。平日里穿着非常讲究,总是西装革履,拎着一个皮包,颇有绅士的风姿。蒋先生讲课时声音洪亮,吐字清晰,条理清楚。他上课使用的是全英文的课本,布置参考书也用英语书。

刘毓璜先生教过我《社会发展史》。刘先生上课非常认真,备课充分,内容丰富,有论有史。他的课很精彩,没有废话与空话。我们上他的课是很认真听的,并做好让他延时的思想准备。

在南京大学上了不到一年,我就因为身体原因休学了。后来我考虑还是要继续学业的,因为之前听说北京的辅仁大学是陈垣(援庵)先生在主持,便慕名报考了辅仁大学。后来,我顺利考取了辅仁大学历史系。

我是1950年9月来到辅仁大学历史系学习的。当时辅仁大学还没有被中央人民政府接管,我记得一个月后,10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接办辅仁大学,校名也改为公立辅仁大学。

那时候北京解放不满一年,我是第一次来到北京城,还记得当时虽然已经经过一年的恢复重建,但很多地方还是很残破,印象中满目疮痍,百废待兴。

因为我之前已经在江南大学和南京大学读过两年多大学,到辅仁以后,发现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方面没有大的变化,只是增加了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共革命史等几门课程,所以我适应得比较快。那时候我们历史系算是比较大的系,但一个系也只有几位教授,一个系主任,一个助教,平日里只有助教在系办公室。我们一个年级只有十几个人,学校里最大的系学生也就二十个左右,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

我到辅仁大学上学较晚,那时候援庵先生不在三年级开课,很遗憾不能从援庵先生学习。但其他几位先生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柴德庚先生教我们《隋唐史》。柴先生口才很好,写得一手好字,板书又快又漂亮。他每次上课总带一本手写讲义,可是上课后就开始脱稿授课,手执粉笔在讲台上连续讲课两个小时不会出现半点错误。记得柴先生讲隋唐史时,说过一个小故事。说武则天为什么喜欢待在洛阳,很多人说武则天在长安做了许多恶事,“长安闹鬼”,武则天是怕闹鬼所以经常在洛阳住着。实际上,武则天常住洛阳是因为长安的粮食不够吃了。因为长安在盛唐时期人口剧增,粮食运输供给不够,武则天便去了洛阳,官宦们也就跟着去洛阳,这样就缓解了长安的压力。因为洛阳有黄河直通运河,粮食运输比长安便利得多。柴先生在上课时,有不少这样的故事,我们都喜欢上他的课。

柴先生教我们用援庵先生的“史源学”方法来学习历史学。在学习《隋唐史》过程中,他要求我们看《资治通鉴》,并且要求与《隋书》(二十四史)对照着看。柴先生教给我查核史料的方法让我受益匪浅。

金毓黻先生教我们《宋辽金史》。他研读经史子集功夫达到一流水平,不仅学识渊博,而且相当有造诣。他治东北史很有成就,给我们上课非常自如。遗憾的是,后来患病不能给我们代课,我们还去他家里看望过他。他的课后来由漆侠先生继续讲完。漆先生当时还是个青年,对同学很热情,课也讲得很好。他只比我大六岁,后来我们师生之间一直保持很深的友谊。

刘启戈先生教我们《西欧封建制度史》。刘先生精于世界史尤其是世界中世纪史。他讲的西欧封建制度史也让人印象深刻。

陆和九先生教我们《金石学》。陆先生不修边幅,一副传统文人形象,但颇为风趣。陆先生还是有名的书法家,当时北京城里有许多牌匾都是陆先生题写的,也经常有人向他讨字。那时候学校里有许多学生活动需要写一些宣传品。我经常负责写这些宣传品,像横幅、海报、演出道具之类的。有一次,柴德庚先生看到我写的字,夸奖我的字写得不错,我以为自己的字真得写得不错。当时,陆先生在课堂上问大家,有没有人愿意写字的,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先写几个字让他看看。我写了几个字交了上去,班上还有其他的同学也交了。

后来,陆先生没有对别的同学的字发表意见,只是对我说,“你的字还需要重练。你的字都是花架子,花拳绣腿,背后没有硬功夫。”后来我考虑,真是批评得对极了。陆先生问我喜欢看谁的字,我说看得比较多的是宋人的字。他说写字要从魏碑入手才行。陆先生的书作章法谨严,刚健秀雅。我习了一段时间魏碑之后,字也有所进步。我从陆先生这里得一道理——“要想真正写好字,花架子是靠不住的。做学问也是一样,得下苦功夫”。我后来没有继续坚持习字,想来真是对不起柴德庚先生和陆和九先生两位老师对我的期许和指导。

(十)难忘的教诲

1952年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我留校任教。那时候的校区在和平门。这期间,有件事情令我记忆犹新,那是学校为了宣传抗美援朝精神,组织了宣传队下乡,去的就是现在的北师大校址。那时候还没有新街口外大街,积水潭那边的城墙有个大豁口,也就是现在的新街口豁口,我们从西直门过来,北面到处是庄稼地。乡下很荒凉,只有寥寥几家农户,宣传队由陈垣(字援庵)先生带队,扛着旗。先生平易近人,和同学们有说有笑的,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1955年,我们学校从和平门那边搬到铁狮子坟这边。那时候这里都是庄稼地,只有少数几栋建筑,我记得物理楼和数学楼还有四合院是来之前就建好的。1952年新的教学大纲已经初步确立,教学内容也相比以前有了变化。那时候讲究将生产劳动列为学校的正式课程,我们带着学生去旁边的庄稼地劳动,还经常见有野兽出没。

由于我到辅仁大学上学较晚,那时候援庵先生已不再开“史源学实司”的课程了。我没赶上这个机会,心里深为惋惜,就不断打听他指导学生研究《日知录》的情况,把那种查核史料的方法暗记在心。毕业以后留校,被分配在世界史教研室工作,但总不时翻阅《日知录》,得便就按照先生的方法查一条。1954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写了一篇关于顾炎武(号亭林)的文章,曾油印若干份在系内讨论。第二年,我到东北师大去进修世界古代史,就把修改这篇文章的事情给忘了。

1956年1月,在长春收到刘乃和先生寄来的信,其中传达了先生对我的教诲。原文是:“你作的顾亭林论文,陈校长看见了,很高兴,很是夸奖你。但中间引用了《日知录》卷十八‘心学’条有‘愚按心不待传也’一段,此段连前文,共五百九十多字,至‘故僭书其所见如此’,都是《日知录》引《黄氏日抄》卷五之文。中间为黄汝成《集释》隔断,遂易误为亭林之文(黄汝成就是如此误会)。不知此“愚按”的‘愚’字,实是黄东发自称,非亭林也。嘱转告你,改正为幸。他又说,这就是古书不好读的一个例子。因古文引文不加引号,故有此弊。”

读了这一封信,我内心深受感动。首先是对于先生的由衷感激。当时先生年事已高,忙于学术研究与校务,日不暇给,乃肯以极宝贵之时间一读后生晚辈之习作,热心予以鼓励,并严肃指出其中之错误,这种诲人不倦的高尚精神,实在令人难忘。再则是对于先生的由衷敬佩。我把黄震的“愚按”当做是顾亭林引《黄氏日抄》文后的按语,这一引证错误,只要不核《黄氏日抄》原书,可以说是很容易犯的。黄汝成作《日知录集释》,参考了顾氏以下,道光以前学者研究《日知录》中研究过的问题的著述,数近百家,可谓研究《日知录》的权威,犹未能免此失误。可是先生活于黄汝成百年之后,竟然随手而正黄氏之失至如此精细的地步,其治学之精,记诵之博,怎能不使人五体投地!

这一封信,不仅使我深受感动,而且也使我深受教育,获益颇多。首先,我反省了我自己为什么会引文失误,最初归咎为自己年纪轻,学问少。继而又想,黄汝成为什么也有此失误。黄氏作《日知录集释》时年纪虽不算大(三十多岁,比我那时大十岁),而学问不少。所以黄氏失误,不在于学问不足,而在于疏忽。想到这里我就知道自己的错误在于学问少又加疏忽。最后一想,陈老为什么不会有此失误?除了他学问大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在引文时绝不轻信转手的介绍。他有一句名言:“人实诳汝。”这一条使他在引用史料时能立于不败之地。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忘了先生的那句名言,在作文引用材料时,首先比求依据原文。在原文实在不可得而不得不引用时,则说明引文的出处。这不仅为了慎重,也是不致诳人。这样使我减少了错误,养成了比较踏实的习惯。

我曾想自己为什么没有查阅《黄氏日抄》。我从《书目答问》中早就知道这部书,也在资料室书架上见过此书,可就是“看书看皮”,不曾打开一阅。反复寻思,原来是不知道此书有多大用处,所以才轻忽了。知道引文错误以后,我赶快找到《黄氏日抄》,首先复核了引文,证实先生所言准确到连字数都不差,进而看了四库全书馆臣所作此书提要,然后泛览此书大体内容,再选自己对其内容比较熟悉并有兴趣的地方细心地看看。这样,我对此书就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从而也就发现,对于研究顾亭林而言,《黄氏日抄》是一部不可不看的书,顾氏对于宋明理学,拒陆王而近程朱;黄震继武朱熹而有所损益,在一定程度上为亭林思想之前导。于是我意识到,自己写关于顾亭林的文章,而尚未注意到此书,显然仍然在研究的较浅阶段。自从意识到这一点以后的几十年来,我一直坚持学习先生的办法,每见书中的引文,必追踪其原文。这样追踪的结果,不仅是一般地扩大了自己对文献的眼界,而且也是有层次逐步深入地扩大了自己的学术眼界。

世界上没有生而知之的人,援庵先生亦是。他之所以能达到学术的高深层次,那显然就是他在学术上不断追踪或攀升的结果。据闻先生常教人说,探究史源,可以渐知考据方法与治学门径。就我的切身体会来看,这个意思是一点也不错的。我之所以能比较细心地做一些考证的文章,这也是受到了先生的直接与间接教导,比较肯在史料上追本溯源的结果。当然我的水平不高,那是学先生学得不好、不够的问题。而我的点滴进步,却与先生的方法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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