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金陵大学读书记

来源:威尼斯登录网站平台发布时间:2016-02-23 09:51:00访问量:6

1、报农经,学历史  


团聚之后不久又离开家人,于1946年9月到南京的金陵大学求学。之所以能上大学,乃是根据教育部颁布的《志愿从军学生学业优待办法》,青年军在退伍之后,凡入伍前达到高中毕业水平的,可以免试上大学,学校可以自己选择。我之所以选择金陵大学,一个原因是南京离家较近。更为重要的,是金陵大学有我向往的国内外知名专业:农业经济系。  


我虽然有一个文学梦,却没有想过要去读文学院。因为我那时心高气浮,并不觉得文学创作需要专门学习,总认为业余写作就行了。鲁迅告诫他的儿子:“不做空头文学家。”这句话对我也有些影响。我当时想通过大学学习,获得一个可以谋生的职业。考虑到在计政班学过一段时间,在经济学、会计学方面还有点底子,因此想以经济学为专业,毕业之后,或到银行,或到别的什么地区从事农业改良和农村改造。之所以会对金大农经系有点印象,大概是因为我有一个堂叔曾经就读过农学院的农艺系。  


入学之后有一个摸底考试,以最终确定就读专业。结果,我未能如愿进入农经系,而被分到历史系。后来听说是历史系看中了我的语文程度,考试时我的语文成绩比较突出。虽未能就读自己心仪的专业,我也没有什么失落感,只要有地方读书,已经心满意足。  


保送到金陵大学读书的青年军复员人员不少。曾经与我同一个连队的陈翘邦,就在园艺系学习,我们还住同一个宿舍。不过,进去容易,要毕业则很难。金大淘汰率很高。像历史系,一般情况下,能够获得学士学位的,往往只有入学时候学生人数的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都被淘汰了。因此,历史系在读的学生,四个年级加在一起,只有三十多人,规模不大。毕业生一般两人一间宿舍,以方便撰写毕业论文。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人手一台打字机,用英文撰写。打字机可以借,也可以租。  


高淘汰率对青年军学生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到第一学年结束的时候,青年军出身的学生大部分被退学了。被退学的那些人,大都对国民党忠心耿耿,反对进步学运,但退学不是政治原因,而是学业方面达不到金大要求。听说离开金大之后,他们又被英士大学全数接收了。英士大学是为纪念辛亥革命元勋陈其美(字英士)而创办的一所大学,1949年被解散。我的成绩还不错,可以继续升学。陈翘邦也顺利过关。  


由于是公费上学,学费、书费、伙食费都不用花。金大学生有一个伙食团,自费生要自己掏钱,公费生则都是公家出的钱。吃的不怎么好,但也不太坏。当时联合国救济总署有一批物资,因为金大的卜凯教授当时在救济总署,因此金大沾了光,我们吃的罐头,就来自救济总署的这批物资。都是部队的过期罐头,鱼肉制品。整天用罐头当菜,到后来都吃腻了,看到罐头就想吐。  


我们睡的床铺也是来自联合国救济总署的,都是崭新的钢丝床。那时在南京能睡钢丝床是一种享受。夏天的时候,南京臭虫比较多,以至有外国人干脆把臭虫叫做“南京虫”。如果是木头床铺,臭虫就更多一些,有时蚊帐上臭虫可以排成一条线。睡上钢丝床,就可以免去臭虫困扰,太享受了。  



2、课堂学习点滴  


金大初建时没有历史系。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1920年到金大任教,被安排在政治系。后来,在政治系下面开设一个历史专业,慢慢才把历史系的框架搭起来,以后才独立建系。因此,金大历史系可以说是贝德士一手创办,他也就成为首任系主任。贝德士亲手栽培起来的早期学生陈恭禄和王绳祖,一个擅长中国近代史,一个擅长世界近代史,分别撰有《中国近代史》和《欧洲近代史》,且都被列为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知名于全国。当时各大高校历史系都有“厚古薄今”倾向,而金大则在近代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金大的古代史比较弱,在相当长时间里靠中央大学等高校的老师来兼课。给我们上古代史的,倒是金大的专任教师,名叫章诚忘,是柳诒徵的女婿。章老师学问挺好,但不擅长讲课,总是低着头看讲稿。学生背地里开玩笑:“章老师名字没有取好,容易忘记,因此要多看讲稿。”  


金大仿照牛津、剑桥,对新生实行“导师制”,我的导师是陈恭禄先生。陈先生总是一袭长袍,一脸严肃。他以著述为乐,对我的指导不算太多。在选课方面,他给我提出一条要求:选课要尽可能宽一点。学校在这方面也有类似要求,对于文科生,还要求必须选两门文科以外的课程。除本校老师开的课,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女大)的课程也可以选。我选过的课程,有贝德士的俄国史、世界通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王绳祖的欧洲近代史、金大文学院院长倪青原的逻辑学、马长寿的社会学、贝德士夫人的美国史、金女大刘恩兰的地质学等。  


金大老师的教学,有三点给人深刻印象。  


一点是作业比较多,参考书也列得很多。作业当时叫做paper,和现在大学的“小论文”相似。参考书列得多,无法都看完,加上作业也多,开始的时候有压力。但日子久了,熟能生巧,也能应付自如,并且能慢慢领略这种教育的好处。众多参考书对于开阔眼界、增加信息量颇有助益,众多作业对于锻炼写作论文与培养独立思考也有帮助。  


另一点是师生互动比较多。贝德士是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出身,课堂上重视师生互动自不待言,就是陈恭禄等老师授课,也不是一讲到底,也注重师生互动。我至今都记得,在陈老师的课堂上,我曾经露过一手。大概是讲到鸦片战争的时候,他讲着讲着停下来问:“哪位读过《达忠集》?”恰好那一次大家都没有看过这本书,所以答不上来。我倒是从头到尾很有兴味地看过。我说:“我看了。”他说:“那你向大家介绍介绍吧。”于是我就随意介绍了几句。由于这个缘故,陈老师对我印象还不错。其实,我课外活动比较多,专业老师布置的参考文献从来没有读完过,之所以《达忠集》读得比较认真,是因为这本书编的文献,有很多是外国商人在中国沿海活动的记载,像游记一般,看着有趣。  


第三点是课堂教学管理很严格。上课时虽不点名,但座位均按姓名英文字首次序排列,教师往讲台上一站,手持名册,环视课堂,谁到了,谁没有到,一目了然。我的姓氏“章”不是拼作“Zhang”,而是拼作“Chang”,因此上课时总坐在前面。附带说一下,金大的教学管理井井有条,但教务部门职员很少,如学籍管理责任最重的注册组只有两位职员。平常就是这两个人处理日常事务,到了要登录分数的时候,临时找学生当助理。  


一般而言,我的课程学得还可以,但有两门课弄巧成拙。一门是经济学。我自认经济学有点底子,上课也非常用功。老师讲边际效用,介绍六个图解即六种模式,考试的时候,我自以为是地将其发展为十二种,以为肯定能得到老师的高评,结果却惹老师不满,只得六十分。另一门是逻辑学,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课程,但因为我已经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考试的时候难免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语言,结果被比较保守的倪老师判了个“不及格”。这是我大学期间的一点缺憾。  


除了可以自己选择的课程,还有一些是必须上的通选课。比如说大学国文,必须学一年。比如说,公民课,本来是应该有的,但请来担任主讲的,多属党棍之类,因此给人印象不好,学生上课纯属应付。从公民课的情况来看,国民党是在推行党化教育,但还比较隐晦。至少国民党的机构在高校里不能公开,更无从影响学校的教学管理。


3、茶会与讲座  


课堂听讲之外,课余的party和讲座也都是学习的重要场所。  


我的授课老师中,举行家庭party的只有贝德士夫妇。那是真正的“茶会”,英文名字就叫做“tea party”。茶会都在周末举行。事先他会在课堂上宣布一下,周末什么时间举行茶会,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参加。每次参加的人也不是很多,多的时候十来人,少的时候只有六七人。  


茶会带有一点社交性质,老师会为大家准备一点花生米,一点饮料。茶会上的通用语言是英语,交谈内容则比较随意。比如刚开始的时候,贝德士会与大家交流各自的家乡。他会向大家介绍美国、欧洲他生活过的地方的情况,同学们则介绍自己的老家。深入一点之后,才慢慢有些实质性内容。比如我曾经在茶会上提出来对印第安文学感兴趣,贝德士便想办法帮我办理美国新闻处和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借书证。  


在交流中,贝德士也曾经展示过他的收藏。如有一次他拿出一些基督教的画卷,装裱得很仔细,打开给我们看。那些画反映的,都是明末清初时期,天主教士采用“儒表耶里”的策略传教的场景,有的人穿着明代汉人的衣冠,有的人穿着满人的衣冠。这只是一种专业教育,并非有什么特别用意。贝德士虽是传教士,但不论是课上还是课下,都不向学生传教。他的布道活动,都在教堂进行。  


金大的讲座很多,有些与历史专业有关,有些则没有关系,我都尽量去听,开阔眼界,增长知识。与历史专业有关的讲座中,我有点印象的是向达。向达是北大教授,利用学术休假的时间来金大兼课,都以讲座的方式进行。他的主要专攻在中西交通史,跟我们所讲也围绕这方面。最为难得的是,当时正好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南迁,搬到了南京。他利用自己与故宫博物院的关系,带我们去南京博物院参观了部分藏品,主要是历代帝王像,边参观边向我们讲解。  


与专业无关的讲座也不少,罗隆基、马寅初、梁漱溟等人都讲过,也有一些外国学者讲。记得有一位外国女学者讲计划生育,陈恭禄先生亲自去听了,觉得很有道理,还鼓励我们去听。但我没有去,因为我觉得计划生育这事,离我也太遥远了。  


罗隆基很会讲,演讲的主题是宣扬民主宪政,抨击国民党独裁。这是一个热门话题,很多人都讲。但他有自己的特色,结合现实更密切,并且风度翩翩,很像在海德公园的演讲,非常精彩,令人倾慕。  


梁漱溟讲的是什么内容完全不记得了,好像也是有关政局评论,我只记得他个子不高,但嗓门很大,倔头倔脑。抗战时期我曾认真读过他的《朝话》,很想追随他从事乡村教育。  


马寅初不以风度见长,国语也不是很标准,浙江口音很重。但是他敢讲,比罗隆基都敢讲。在金大演讲时,大骂蒋介石。那时物价飞涨,金融面临崩溃。他说,蒋介石行伍出身,完全不懂经济。货币必须流通,不是你蒋介石能够控制的。货币流通,不是你在军队里面喊“立正”,他就立正,你喊“稍息”,他就稍息。通货就像人大小便一样,不能够叫你解你就解,叫你不解你就不解。该解的时候你不让他解,不就膨胀了吗?!他这么一讲,大家觉得痛快,哄堂大笑。后来,因为他骂蒋介石骂得太痛快,蒋介石受不了,一度将他软禁起来。  


最高雅的艺术讲座是周小燕带来的。周小燕是一位音乐家,刚从法国回来不久。她结合领唱《弥赛亚》,进行必要的讲解。因为规格高,入场的时候,一般都要穿正装。穿西服的,必须打领带。我们没有西服,也都穿得比较整齐。



4、课余游乐  


我在金大求学时的课余生活,有游乐性的,有政治性的。政治性的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民主运动,此处简单谈一谈游乐性的课余生活。课余交往的圈子,有章家亲人、九中同学、计政班同学、青年军战友,当然,大学同学也是重要组成部分。  


平日的夜晚,我一般都一个人到图书馆,看一看书,或练习写作。中午的时候也常去图书馆,翻翻报刊杂志。金大图书馆的环境并非很好,因为它临街,对面是一个歌舞厅,经常放一些靡靡之音,中午时分,令人昏昏欲睡。因此,在春秋冬季的中午,天气晴好的时候,我经常会邀上几个同学,在北大楼前面的大草坪上坐下聊天,享受阳光。  


大学时期,男女同学之间除了上课之外,课下也有接触,但互相串门的不多。女生宿舍男生免入,平常要找女生,只能通过门房,在女生宿舍楼的会客处相见。但女生宿舍每年有一次向男生开放的时间,一般是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那一天,男生可以进到女生宿舍里面去。男生很高兴,女生也很高兴,像招待客人一样接待我们。  


我上大学时,我那位主张“家庭革命”的叔祖母住在南京。家里除了她,还有一个叔叔章学浦和两个婶婶,以及一群堂弟堂妹。其中一个婶婶是章学浦的夫人,另一个是他哥哥学澄的太太,学澄时在香港交通部门工作。学浦在成贤街中央大学附近租了一栋两层小楼,开了一个诊所,挂着“章学浦大医师”的牌子。他的嫂嫂是一个助产士,因此在诊所的另一侧挂着另一个牌子:“陈某某助产士”。他们以中央大学师生为主要服务对象。叔祖母疼我,总是邀请我星期天到家里去。去了之后,总要做些好吃的,让我打牙祭。  


九中的好友周承超大学毕业后在南京一所私立中学当教导主任,我们经常聚一聚。相聚的时候都玩些什么,已不复记得。年老重聚的时候,他和他爱人都说他们的结合得力于我的撮合,但我对此事已经毫无记忆。我唯一记得的,是他曾经聘请我到他们任职的私立中学兼历史课。我把在贝德士老师的世界通史课堂上听来的内容,在高中课堂上现学现卖了一个学期,居然得到该校领导的赞赏。  


计政班时的同学闻刚,在战后随他父亲回到了南京。新疆省主席在南京设了一个办事处,叫天山学会,闻刚的父亲就在这个单位给领导开车。闻刚也学会了开车,在天山学会谋了个差事,偶尔在周末开个吉普车,穿着少校军服,神气十足地到金大接我出去玩一下,而且照例由他做东,在夫子庙喝茶,吃点心,听戏。那时在茶馆喝茶可以听戏,对爱听京剧的我而言,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到了晚上,因为他的车是单位的,按纪律无法送我回去。于是,我就雇一辆马车,从夫子庙出发,朝着玄武湖方向,回位于鼓楼的金大。晚上没有什么车,人也少,非常安静,只听得马铃和马蹄的“得得”声。这种时候,脑中没有激昂的政治,没有紧张的学习,只有对清茶与戏曲的回味。  


计政班的另外一位同学秦邦文,战后在上海一个海军仓库当会计。周末偶尔也会来南京,来了之后,就会找到我和闻刚,一起聊一聊天,或者喝茶听戏,我们三人亲如兄弟。  


青年军时期一起学习的吴天牧,战后进入上海复旦大学学习,他偶尔也会来南京找我。我们相见,除了交流各自的大学生活,还会花比较多时间讨论托尔斯泰,以及其他文学作品。  


我在青年军中被关重禁闭的时候,为我送去豆豉炒辣椒的那两位好友,战后复员,都回到了原来的岗位,小倪继续在公共汽车上卖票,王正炳继续回印刷厂当排字工人。能够如此,得益于《知识青年志愿从军优待办法》的有关规定。他们有时也会来看望我,我闲暇的时候也邀他们出去玩。当然,和他们的交游与和其他人的交游一样,多半都在大一期间。后来我参加了进步学生团体,政治性活动多了,和老友们交游的时间就很少了。



5、金“男”大,金“女”大  


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同在南京,同为教会大学,加上金陵大学男生比较多,女生只占三分之一左右,金女大则全是女生,因此,好事者常开玩笑说:“金男大,金女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局外人眼里,这两所学校似乎很容易通婚。实则大谬不然,金大虽然也有很多高官与富家弟子,但金女大的贵族气更重一些,金大男生一般不敢“高攀”。即使想攀,也很难有机会。因为金女大管理特别严格,女生都被教会出身的辅导老师看得严严的,男生难得有机会接近她们。  


但是,1948年秋天,金大历史系的男生获得了一次与金女大学生交往的好机会:金女大家政系的学生主动邀请金大历史系男生一起去栖霞山看红叶!我们是坐火车去的。在路上,男生女生就愉快地交流上了。但是,我却没有机会。我那时是历史系自治会的总务,对外联络是我的职责。金女大的女生们虽然出来秋游,但还是有好几个外国老太太跟着。在车上,老太太们大概是为了工作的需要,老是拉着我讲话。结果,我根本没有机会和女生接触。不过我也很高兴,至少为同学们提供了和金女大学生结识的机会。  


一接触,金大男生大开眼界。原来,金女大的学生如此娴雅!秋游时的点心,都是她们亲手做的。有牛肉,有馒头,还有品种繁多的其他小吃。她们还带了毯子,铺在枫林的草地上,摆好点心,邀请大家就坐,交谈,文娱,进食,一切有条不紊,彬彬有礼。  


后来才知道,金女大家政系的学生组织的这种活动,其实是她们的实践课。在课堂上学来的东西,如何在实践中运用,一举手,一投足,待人接物的细节都有讲究。原来,邀请男生远足,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交友,而是为了家政课训练。难怪当日有机会接触女生的历史系书呆子,最终没有一人由此收获爱情!  


关于这次远足,有一个问题令我长期困惑。那就是,金女大的女孩子们,为何选择了历史系,而不是别的系的男生?金大最好的专业是农经,最有文采的专业是中文,哪个系都比历史系强,为何却偏偏选了我们作为“试验品”?多年之后,通过长期观察历史系的学生与老师,我终于有所感悟:历史系的男孩子最老实(当时称为“规矩”)!因此,以历史系男生作为“试验品”,不会因为一次秋游而给她们带来什么感情的牵扯。历史系的男生,穿西服的都很少,基本上都是一件长袍。我是部队下来的,经常穿一身美军军服,脚蹬一双美军军靴。我们这种大兵形象的男生,对金女大贤媛型学生根本没有吸引力。  


我们做了一回金女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试验品,却由此“得罪了”金大的女生。她们说:“好啊,你们跑去巴结人家!”  


话虽是如此说,其实金大和金女大之间还是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由于两所学校之间可以互选课程,因此学生之间的交流也还有一些。金女大虽然一般情况下不向外开放,但当我们选了它的课程,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校园之内流连。除了郊游,其他一些课外活动,包括政治性的活动,也经常是两边的同学一同参加,我所参加的读书会,就有好几位金女大同学,有一位还是来自国立九中的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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