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王栻先生的《严复传》

来源:威尼斯登录网站平台发布时间:2016-02-24 09:50:13访问量:21

我对严复的了解,主要是得自于一本很薄的小书《严复传》。这书才百把页,八九万字的样子,海蓝色的封面,上面有严复的书法。作者是王栻。我是1976年秋天在上海买的,2角6分。那个时候,好书很少,可上海人民出版社还是出了不少好书的。王栻这本《严复传》能够在1976年8月再版,真是难得。我1980年代从上海到北大求学,后又经历出国留学、留学回国,书架上的书屡经集散,那本1976年购得的《严复传》也丢失了。后来在一个地摊上淘到一本,喜悦之情远胜于得一个大奖,仿佛找回了自己。


我不是搞历史的,年轻时读这本《严复传》,没注意作者王栻的分量,甚至连问也没问:王栻是谁?但书中珍贵的信息,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终身的。比如,严复1877年3月去英国留学,同船出洋的全部28位同学名单,在这本小书的一个注解中全部登出,其中就有后来在甲午海战中名扬天下的战舰前敌指挥员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方伯谦、萨镇冰等。


后来这四十年里,国内也出版了几种严复传记,我都是翻翻没有读下去。我看非经济学专业的书,一般是随机翻一页,看看是否有可读的内容,如没有,就放下。在众多的严复传记里,唯独王栻的这本,除了第三章里的个别地方我想跳过去以外,其余各章节,几乎每一页都不能跳过去,都有值得细读的内容,或引自于严复的私人信笺,或录自于一百多年前维新变法时期的报刊的时政言论,都经过作者的精挑细品。尤其是散布于这本小书里的二百多个注解,极见功力,许多注解本身就是一篇精致的小文章。有时,注解透出的信息,比正文还多。往往寥寥数语,就让我能进入严复的内心,理解其苦衷,进而理解作为一个与晚清民初政治关系不浅的学者之处世艰难。


这本《严复传》告诉我,严复理工科出身,是从理工科转到他自己喜欢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上来的,而这个转变就发生于其在英国留学的两年间。严复19岁时以最优等成绩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原本是一个理工科的大专生。翻翻严复在福建船政学堂所学的功课,主要是英语、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天文、航海,其中数学从初等数学学到高等数学的微积分。以这样的知识结构,就是在140年以后的今天,也足够学现代经济学了。严复毕业后在北洋水师实践五年,分别到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的海军岗位上历练,到过日本、新加坡,并在战舰的岗位上随沈宝桢到台湾工作过。可以说,严复的海军履历遍及我国近、中海的整个海疆。严复在1877年被沈宝桢以第一名选中,由马建堂带到英国留学,他和他的同学的目标并不是拿英国学位,而是服从国家战略需要,先花一年时间在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理工科的基础课,再花一年时间到英国皇家海军军舰上实习。可见,严复所获的留学机会,是晚清强军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批留学生只在英国学习两年,真正的课堂教学只有一年。


由于严复资质聪慧,无论在福建船政学堂,还是在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的第一年基础课学习,都学业优秀,这使布衣出身的严复得到了晚清改革名臣沈宝桢、马建堂、郭嵩焘的赏识。在英国留学的第二年,严复没有与其他同学一道到英国皇家海军战舰上去实习,而是继续留在格林威治学院读书,而且除了与海军有关的课程以外,还读了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的书。严复利用星期日,常去拜会大清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相互交谈学习社会科学的心得,并且成了郭的忘年交。严复一生的西学基础,就是在留英的这两年打下的。


别以为留学归来就仕途畅通。王栻先生在《严复传》里,向我们介绍了严复这个“海归”不如“土鳖”,甚至要放弃海归身份转而考土鳖的故事。回国以后,清政府仍按照原来的留学人才使用计划安排严复的工作。严复的伯乐是沈宝桢,沈宝桢本是能与李鸿章抗衡的两江总督,但就在严复归国的1879年,沈宝桢去世了,这使得严复的仕途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持,成了他一生在政治上未获重用的重要原因。当然,整个留英人才,是按原计划留在晚清的北洋海军内的,归李鸿章管辖。


严复先是回到他母校——福建船政学堂做了一年的教员,第二年被李鸿章提拔出任位于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教务长,后来通过送银子,才谋到副校长的位置,最后才升为校长。他在北洋水师学堂一共干了20年,一直没有进入晚清政治的核心圈。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国内体制对于海归人士是封闭的。严复看到了晚清,尤其是北洋水师内部的腐败,私底下甚至说出三十年内中国会被外国吞灭殆尽的话,但是为了自己的前程,还是投靠于李鸿章。甚至于1885、1888、1889、1893年四次参加科举考试,想重新获得国内功名,按体制内的程序获得升迁,结果均告失败。这对于严复个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这其实不但是严复个人的悲剧,而且是整个中国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悲剧。不要说晚清政治里的顽固派对于西学是排斥的,哪怕是当时主张改革的李鸿章、张之洞那样的洋务派领袖,也顶多是把懂西学的严复看做是“为用”之才,任命严复做个大学校长,已经算是破格重用了。就连主张变革的国内知识界、理论界,主导潮流的主帅也不是严复,而是不中不西、基本上是从传统中学里冲杀出来的康有为、梁启超。康梁维新所谓的“新学”,其实是改头换面的中学,只是杂之以“人造奶油”式的西学词句。王栻先生在书中借用梁启超的话指出,维新人士的所谓西学、新学,多是从一些不成熟的译本中生硬借鉴过来,整个中国处于一种“学问饥饿”之环境中,构成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之新学派。其实不仅是在严复时代,就是在今天,也一直是这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学派占据上风。为什么?原因是:受众容易接受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东西,太西化的东西接受不了;亦中亦西的东西不动摇中国体制之根本,统治者欢迎。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严复想推广纯粹的西学,只能是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


因此,严复一生一直处于二线,退而做思想、教育、出版方面的工作,就是办报、办学与译书。办报离政治仍然太近,严复还是不适宜。可贵的是,严复在报刊上发表的几篇时文,比较系统地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个严氏“三民主义”。其思想核心,还是教育救国、学术救国,这非常契合严复的个人阅历和地位。当然,他也不是清高之士,对于政治一直是跃跃欲试的。王栻先生写到,作为北洋水师学堂的校长,严复在百日维新的高潮时,也是积极介入的。在百日维新的最后一周里,严复曾单独被光绪皇帝召见问策。一周后,戊戌政变发生,慈禧太后对变法维新之士恨之入骨,将维新领袖的名字一一写在其座位左右,发誓要斩尽杀绝,可严复却相安无事,仍然回到天津做他的北洋水师学堂校长。说明朝廷深知严复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是一个正派的学者,论办学、出书,还是一把好手。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严复在仕途上的不畅,却成全了其在办学、出书方面的事业。在晚清,北洋水师学堂是最高的军事学院,其培养的人才,不但输送至北洋水师,而且一直影响到清末民初北洋军阀的人脉,这种影响力一直延续至20世纪30年代。尽管从个人来看,北洋军阀问题成山,但从社会、政治、军事的演化过程看,北洋水师和北洋军阀是军队的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台阶,而严复就是站在这个台阶上的校长。王栻先生揭示,正是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期间,严复与正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开始了长达20年的交往。后来,1912年袁世凯做了大总统,马上任命严复为北京大学校长。其实,严复只做了9个月的北大校长,他的教育生涯,主要还是在北洋水师学堂的那20年。


作为学人,严复的勤奋踏实,令我肃然起敬。在1894至1908年间这15年内里,严复完成了《原富》、《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等10部英国社科名著的翻译,还亲自编写英语语法、政治学讲义出版,成为晚清介绍最前沿的国外社科学说的先行者和最大成就者。他自信其译文在30年内无人能够超越,这大概也是正确的。在中国,《国富论》的下一个译本——郭大力、王亚南译本的问世,离严复的译本,相隔就有三十多年。


王栻先生就这样将一个由理科生转为社科、文科研究者的严复,将一个留英归来后漂泊于国内改革、强军、革命、复辟浪潮之边缘的严复,将一个严谨治学、正派勤奋,又不时卷入政治纠结的学人严复,活脱脱地描绘了出来,整个《严复传》,像一幅国画,清淡、雅致、高远。王栻是何人?他是从哪里学到如此高超的治史之功的?一查方知,王栻(1912-1983)是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其毕业论文就是做严复研究的,导师是张荫麟。王栻先生毕生研究严复,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维新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等,是《严复集》的主编。这样说来,我在22岁那年买下《严复传》,乃是结交了一位高人。


我之所以将《严复传》视为珍宝,有一个私人秘密:严复生于1854年,我生于1954年,相差正好100年。自从读了《严复传》,我往往会每年都把自己与100年前的严复在当年做的成就相对比。比如,严复与我都是19岁大学毕业,严复与我都出国留学,可我比他晚出国12岁。又比如,今年是2015年,我就会去查严复在1915年做成了什么学问?我与他比,不足在何处?严复成了我的一面镜子,年年要比。我这样做,其实也有由头:因为严复的像就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内,我每每去图书馆,总会见到他;严复的题词就刻写在我工作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大楼前的石碑上,使我天天面对严复;而我的个人命运与工作机缘,又受惠于当年提携过严复的福建籍晚清重臣陈宝琛的后代——陈岱孙先生,因此我与严复先生有间接的传承关系;而我目前所从事的工作,更直接与严复当年的工作有关——我也从事《国富论》的研究,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强军、实现中国梦的种种问题,这与100年前严复的使命是一样的。冥冥之中,严复就像晚间的清风明月,伴我行走于未名湖畔。



返回原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