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把一个“盛世”的魂叫出来

来源:威尼斯登录网站平台发布时间:2016-02-26 12:00:30访问量:8

 

孔飞力
  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历史学讲座教授、东亚文明与语言系主任,以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著称。著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现代中国的起源》等专著。

  孔飞力去世的消息有点姗姗来迟。2月15日,国内从汉学家魏希德的推特上得到了这一消息,而孔飞力是2月11日去世的。

  也许有人想到了,但是更多的人没有料到一位汉学家的去世会在中国引起巨大的反响。短短一周,无论是舆论,还是知识界,孔飞力几乎成了最热的名字。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位继费正清之后,研究中国历史最卓越的西方人。

  他的著作不可避免地再次出现在学界和公众面前,尤其是那本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风行海峡两岸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叫魂》是孔飞力1990年写就的,26年过去,它已经成为一本研究中国历史的经典著作,不仅如此,它的影响力已经跨越学界,进入公众视野,是一本名副其实的畅销书。

  现代快报记者 倪宁宁

  叫魂

  让庞大的帝国狼狈不堪“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中华大地上盘桓。”

  这是《叫魂》全书的开卷之言,而在这之后,孔飞力洋洋洒洒几十万字,详细叙述和分析了在当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让中国人感到恐惧、惶惶不可终日的盛世妖术。

  这一年的3月,在浙江德清,有人找到一位名叫吴东明的石匠,当时他正在修建一座坍塌的桥梁,来人请求他把写有自己仇人名字的纸条打进桥桩。按照民间的说法,这是一种叫魂的手法,也就是通过大锤对纸条的打击,可以窃取写在纸条上的人的灵魂。所谓魂飞魄散,丢了魂的人会立即死去。而叫魂的方式有多种多样,除了名字,还可以通过受害者的毛发和衣服,偷取他的灵魂,让他死去。

  这位名叫吴东明的石匠因为害怕惹祸上身,便把来人捉住报了官。照理说,这件事也就了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种对叫魂的恐惧,很快走出德清,进入萧山、杭州,然后沿着运河和长江一路北上和西行,在这一年的春天到秋天大半年里,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按照《叫魂》的译者陈兼和刘昶的总结,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小民百

  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清剿。而令人啼笑皆非,也很值得思考的是,这一切举一国之力的动作,不过是一场空。两位译者在译后记中写道:到了这年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闹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子虚乌有),没有一件妖案能坐实,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

  孔飞力用一本不算厚的《叫魂》,把看上去坚不可摧的乾隆盛世的魂,给叫了出来——这个广袤的帝国并不牢靠,一个谣言,便能让它狼奔豕突,狼狈不堪。

  小切口揭示

  皇权与官僚权力的博弈

  叫魂,对中国的史学家来说并不陌生。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良玉介绍说,这是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民俗性活动。不仅是古代,就是在现代的一些乡村,也有类似的习俗还保留着。比如,在造房子上梁时会在房梁上贴许多红纸,给木匠塞烟塞钱,潜意识里他们是害怕木匠会做一些类似叫魂的不利于主人的手脚。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齐春风介绍,1929年,修建中山陵的时候,南京就发生过老百姓围打乞丐的事件,他们害怕乞丐们捉了小孩子的魂去殉葬。而在写这本书之前,孔飞力对叫魂一无所知。

  1984年,孔飞力来到北京,一头扎进故宫里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接受访谈时,他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叫魂”这个词。“我当时的研究课题和叫魂没关系,乾隆只是我要考察的对象之一。当年,我对中国官僚体制以及内部运行方式知道得很少。叫魂案之所以会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它的材料比较完整,从开始到结束的档案,包括很小的细节都有,这是一个理想案例,非常值得研究。”

  孔飞力找到了原始档案,为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当然,同样的材料,也可能有不同的解释方法。李良玉说,经过孔飞力的解读,写出了具有独特学术眼光的史学著作,“叫魂只是一个切口,他想了解的是叫魂背后的历史意蕴,他想揭示的是一个处于鼎盛期的封建王朝皇权和官权的博弈关系。”在李良玉看来,这正是孔飞力这本书给读者展示出来的大问题、大气象。

  当骇人的谣言传播开来,没有多少判断力的底层百姓内心感到恐惧,并不奇怪。奇怪的是饱读诗书有着正常判断力的地方官僚们,也被卷进这场全民性的歇斯底里中,卖力地在辖区捉拿“妖人”。其实原因只是一个,乾隆是这场清剿妖术运动的总指挥,谁也不敢得罪皇帝。而乾隆对百姓的灵魂被窃取并不担心,也不感兴趣。这个家天下的最高代表,担心的是国家的魂魄被窃取,担心的是帝国的安危。很能说明的一个现象就是,地方上很多叫魂的方式是通过剪掉人的发辫实现的。而发辫是清王朝统治的象征,你动了发辫,就动了清王朝的合法性。齐春风说,乾隆担心的是江山。一方是子虚乌有,一方是皇帝的权威,地方官僚们不得不在战战兢兢中与皇权玩了一次历时大半年的博弈。他们或假装积极应对,或消极怠工、敷衍了事,最后在乾隆一句“收兵”后,回到日常。而乾隆在清剿过程中,一面观察着他的官员们的政绩和忠心与否,一面等着秋后算账。

  “一个外国人,能抓住一个荒诞的事件,揭示出所谓乾隆盛世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和痼疾,是很了不起的。这显示了他在现代知识方法支配下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杰出能力。”李良玉说。

  好看与严谨结合

  让学术成功走向大众

  很难想象,一本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权力运行机制的著作,会成为一本畅销书。但是《叫魂》确实做到了,无论是在史学界,还是普通读者,都认为这是一本“好看”的书。读者都对书中那些叫魂案例的描写印象深刻,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地方官员,都有一种生动的在场感。

  很显然,孔飞力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不仅如此,在史学研究方法上,他也有独到之处,《叫魂》就是一部跨学科研究的结果,他把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结合在了一起,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和维度。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蕴茜2001年曾前往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我有幸选修了孔飞力先生的课,很受教益,在他看来整个社会就是一个有机体,所有的学科都是这个有机体的一部分。”回国后,她做了“刘三姐”的研究,从最早宋代的会作诗的刘三妹,到近代砍柴的刘三姐,在到上世纪50年代的革命电影《刘三姐》,时间跨度很大,“但是从此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变迁,而不仅仅是刘三姐或者山歌的变化。这也是孔先生对我的影响。”

  李良玉对国内史学研究和美国的汉学研究做了比较。他认为国内史学研究,政治理论分析比较呆滞,“往往是从概念到概念,比较平面化、肤浅而枯燥。”美国的学者思维要活跃得多,眼界也要宽得多,包括《叫魂》在内的写作,是值得借鉴的。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仲丹则认为,孔飞力用的是别人没有用过的第一手材料,具有原创和独家性。“另外,他有自觉的大众史学意识,他把史学研究从圈内带到了圈外,让普通人也很容易接触、欣赏好的史学著作,这是很了不起的。”陈仲丹说孔飞力的“好看”,并没有牺牲史学的学术性,他的“好看”是建立在不可动摇的学术研究基础上的。


  著名作家叶兆言,也对《叫魂》很赞赏。他说,西方人研究中国,很多优势我们无法具备。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熟视往往无睹,不得不承认,有时候借助洋人的眼睛,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我们鼻子底下常常忽视的东西。观点不同,看的也就不一样,此外,方法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不一样,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汉学家的学术地位,换句话说,我们得学人家的观点和方法。   

       孔飞力有自觉的大众史学意识,他把史学研究从圈内带到了圈外,让普通人也很容易接触、欣赏好的史学著作,这是很了不起的。

  ——陈仲丹

  一个外国人,能抓住一个荒诞的事件,揭示出所谓乾隆盛世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和痼疾,是很了不起的。这显示了他在现代知识方法支配下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杰出能力。

  ——李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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