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记忆】郑会欣:大学陪住的回忆

来源:威尼斯登录网站平台发布时间:2021-01-17 10:56:48访问量:10


郑会欣

作者简介:

郑会欣,1982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先供职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任史料编辑部副主任。1988年移居香港,获香港大学硕士、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后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主要研究民国史。

大学陪住的回忆

作者:郑会欣

文图来源:新三届

 曾在微信中看到某大学为异性陪读生一事闹得沸沸扬扬,回忆起来,我在大学也有一段陪读陪住经历,不过那时与现在不完全一样,最大区别当然就是陪读者是同性。我当年作为陪读生,与外国同学同居一室,那也是一段很美好的回忆。

1978年以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的国策,对外开放在教育方面的重要表现就是招收了大批的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南京大学是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也是外国留学生入学的重要高校之一。

当时来中国的留学生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学习工科医科,包括水利、中医药,以南京为例,主要是华东水利学院(今河海大学)、南京中医学院和药学院(今中国药科大学)等,学生主要来自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再有就是到中国来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南京大学的文史哲专业国际知名,留学生主要在这一领域学习,他们大多来自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

南大校方为了配合留学生在国内的学习和生活,特地将南院的九舍和十舍让出,作为留学生住宿的地方,还专门成立了留学生办公室。当年其它高校对留学生管理得很严,将留学生宿舍与其他学生隔离开来,平时也不准外人随便进出;而南大的情形大不一样,留学生不但可与大陆学生互有来往,而且还鼓励他们与中国学生合住,好像是同意合住者可以免缴或少缴住宿费。

留学生来中国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学习中国文化,能有这一机会与内地学生同住,既可以了解中国的社会,又可以藉机学习中文,何乐而不为?所以大部分留学生都同意合住。而中国学生就更不用说了,既能和同屋说说英语,了解一些国外的状况,而且还是两人一间屋(那时中国学生宿舍大都是八人一间),更重要的是每天还可以洗热水澡,真是求之不得呀!

因为南大的留学生大都学习的是中文与历史,因此这两个系的学生就是陪住的主要对象,尤其是女同学太少,全部陪住都还不够,还要增添一些外语系的女生;男同学当然很多,但具体名单还是由系里决定,再征求留学生本人的意见。我是扩招生,又是南京籍,原本没有住校的资格,可是升本科后被选为班委,就先安排住校,不久又被挑选成了一名陪住生,而且还让我负责本系陪住生的日常生活。

我的陪住对象是一名加拿大留学生John Burdge,中文名叫卜彰文,年龄与我差不多,这可能也是他愿意找我陪住的原因。他身材高大,面目祥和,平时说话都带着笑容。

卜彰文是中国近代史的硕士研究生,研究重点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他的汉语水平一般,所看的资料也就是文史资料中的回忆资料,没有甚么稀奇的史料。不过他那里倒是有不少香港的政论杂志,譬如《七十年代》《争鸣》《百姓》等期刊,就是我第一次在他那儿看到的。

留学生到中国来还带来许多西方的文化,一到什么万圣节、感恩节和圣诞节这些西方的传统节日,留学生宿舍不是开Party,就是举行化妆晚会,热闹非凡,我们这些陪住生也获邀参加。记得我的同屋就曾穿着一身黑衣,脖子上挂着一个十字架,简直就像电影《牛氓》中的那位大主教蒙泰内里!

后来他们这些留学生还经常被借去拍摄电影,记得卜彰文就先后在《西安事变》《钟山风雨》等影片中扮演过大使、记者等角色,反正也不要说话,就是站在那儿举举酒杯、跳跳舞就行了。

大三时系里来了一位新领导,要求所有同学每天早上6点钟必须起床,集中到大操场早锻炼,每天清晨5点半就由系体育委员在宿舍的楼上楼下吹哨子,他本人每天都到各宿舍去查房,谁也溜不掉。我们这些陪住生原本不住在宿舍,但也被下令一定要参加,可是我们那儿没人morning call,只好从家里带了一个小闹钟叫起。留学生一般都是夜猫子,每天睡得很晚,因此每当清晨闹钟响起,虽然我立即按下闹铃,但都会把同屋吵醒,我连忙说sorrysorry,一边赶紧穿衣外出。他虽然没说什么,但我心里一直觉得挺过意不去的。

 

邀请卜彰文到家中作客

我与卜彰文的关系挺好,他不像其他外国人那么开放,按我看算是属于循规蹈矩的人。不过我的英文口语并没有因陪住而提高,这主要是因为我缺乏主动性,词汇量又少,往往说几句就找不出甚么话说了,因此大部分时间还是我跟他说中文,他当然更愿意这样了。

我们同住了一年多,其间曾几次邀请他到我的南京家中作客,受到我全家人的热情招待,他也很愿意了解中国家庭的生活,并享用各种美味的家常菜。毕业后我偶尔还到他宿舍去看看他,那时他已经一个人住了,据他说后来的同学年龄太小,没有像我这样岁数大的了。记得有一次他还请我到南京刚开张的金陵饭店顶层旋转餐厅去喝咖啡,让我开了一次洋荤。

以后他回国,开始还有几封明信片,后来就失去联系了。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工作时曾听翻译中心一位同事(她曾担任过南大的外教,认识卜彰文)说,卜彰文后来与另一位美国留学生安德逊结婚了,她是位博士生,回美国后在一所大学任教。他们俩生了几个孩子,卜彰文也就不工作,成了一位真正的家庭妇男,专门相妻教子。这在中国人的眼中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

有少数南大留学生不仅同意中国学生陪住,甚至还提出要住到中国学生的宿舍,与他们同吃同住。这个要求后来竟被批准了,我想这可能在当时国内高校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也充分体现出当时南大校方的开放心态。在此德政下,几位来自西德、日本和美国的留学生就和我们班上的同学同吃同住了几年,彼此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潘爱文。

潘爱文(John Pomfret),后来改名叫潘文,我们都叫他小潘。小潘个头可不小,身高一米九几,我们历史系这么个小系当年竟能在全校篮球比赛中荣获亚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系拥有像小潘这样的外援,虽然他的球技并不怎么样,但那么高的个子矗在球场上,还是有一定威胁的。

小潘是美国人,听说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报人,他在斯坦福大学上学期间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于是便休学学习中文,并申请到中国留学。到南大之后,他不愿住在舒适的留学生宿舍,而坚决要求与中国同学同吃同住,挤在八个人一间的宿舍,假期还曾与一位四川的同学到他老家去。我那时没跟班上同学住一起,因此与潘文并不太熟。

2002年夏,我们班同学在毕业20周年之际举行了一次聚会,并制作了一个通讯录。小潘那时出任美国《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站主任,听到这一消息后,就想与班上的同学建立联系。

此时他在北京的工作即将结束,按照惯例,过往长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记者离任后,大都会对这个地方写点东西。小潘觉得如果照以往写法,不足以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变化的面貌,不如从他个人的经历及与中国同学的交往,以我们班上同学为素材写一本书,分别写写他们上学前、大学期间以及毕业后这么些年的生活,从中即可看出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发展与变化,以小见大,更具代表性。

他的这一想法得到美国一家出版社的认同,并预付了一笔稿费,小潘就按照通讯录的地址给班上每一同学写信,谈了他的想法,并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接受他的采访。我觉得他的这个想法很好,便回信表示支持,几年间他曾到香港访问了我两三次。

说到访问还有一件趣事儿。有一次小潘打电话给我,说他又到香港了,想第二天与我见面,但我第二天要去北京开会,他立即问我哪个航班,说马上改票,当天同我一起回北京,并约我晚上一起吃饭。我说没时间,因为77级的杨冬权(他当时是国家档案局的副局长)知道我来北京,已经约了所有7778级两个班上的在京同学当晚一起吃饭。小潘问可不可以参加,我说那是人家请客,我不好自作主张,可是他还是想参加,我只好说打个电话先问问吧。冬权听说是大学同学,马上就说一起来吧。

第二天小潘与我同乘一班飞机到北京,到京后冬权兄特别安排汽车来机场接我,小潘说他要先回家放下东西。他在北京呆的时间长了,对京城文化门儿清,知道晚餐一定会喝酒,因此说晚上不会开车来。当晚小潘兴冲冲地来到西单的砂锅居,冬权兄一见就愣了,立刻暗中拉我出去责问:

“你怎么带了一个外国人来?搞得好多话都不方便说了。”

“我说过,他是我们同学呀!”

“那你没说他是留学生。”

我自知理亏,但也只能说:“那你也没问啊。”

那几年,小潘走访了班上大部分同学,最后他以班上五位同学的不同人生经历为素材,写了一部专著《Chinese Lessons》,据说这本书在美国还比较好销,被一些教授指定为中国研究参考书云。虽然后来他也寄给我一本,但我的英文阅读能力欠佳,一直也没有将其读完。 

2007年圣诞节,父子俩在华盛顿邮报大厦前与潘文合影

2007年冬天,我与太太到美国,先在西岸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查阅宋子文档案和刚开放的蒋介石日记,圣诞前夕再飞到东岸华盛顿附近的表妹家。正好儿子刚由纽约大学提前毕业,就陪我们一起游玩。

圣诞节那天上午我们正在华盛顿四处游览,我突然想起,小潘前些时候说他已从洛杉矶调回华盛顿总部,还给我留下电话,不妨试试给他打个电话。电话拨通后,他听到我的声音非常惊奇,说老郑你在哪儿?我说就在华盛顿的第几大街呀,其实就离他报社总部只有几条街。当时他正在开会,叫我们一小时后再去找他。

那天是圣诞夜,中午很多饭店都关门了,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快餐店,几个人匆匆吃了点汉堡包,聊了聊近况,饭后还到他们《华盛顿邮报》的大门前照了几张像留念。后来我又与他失去联系,听说他已离开《华盛顿邮报》,现在也算得上是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了。

因为上学时的陪住,而与留学生有了往来,从而有了上述事情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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