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薛恒:也说我的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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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恒

作者简介:

薛恒,1957年生,南京大学历史系78级。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退休教授。


也说我的高考

作者:薛恒 

文图来源:新三届

19731月,我从盐城县中学高中毕业。在我上小学和中学的日子里,从未想到过考大学这件事。 

之所以对高考无感觉,首先是从小学到高中,未曾听过老师、家长、同学、发小谈论过这一话题,自然也毫无概念;其次,对于曾经接触过的大学生,也没让我产生过羡慕感。 

那是少时住泰州认识的一位吴姓清华大学学生,1968年回家度夏,戴副眼镜,常穿件背心,和庭院里几个差不多大的男女打“40”分扑克,也就是普通大哥模样。 

在我略知事理时,高考已经停摆,从大学传出来的信息,总是“革命”“造反”那些事。而这些风景在盐城小地方也同样存在,引不起好奇,也不令人憧憬。所以,虽然小时候编织过很多绚丽的梦想,考大学却不在其中。

薛恒少年时

我高中毕业呆在家里3个月后,被父亲送到向阳线厂当机修工。该厂兴办于1971年,街道企业,厂址在盐城镇向阳办事处(今盐城市亭湖区文峰办事处)院子里。

说起街道企业,应该追溯到1950年代后期。彼时,城镇中打铁修车敲锅炸油条打烧饼的小手工小餐饮小买卖统统实行合作化,部分业者和作坊由街道及居委会接管,因之街道有了最初的企业,也使得街道干部生成了一定的经济头脑和企管经验。

“文革”中,经济受到冲击,供给匮乏,因而,生产东西不愁销路,街道办企业适逢其时。而另一方面,当时城市里青年人一年一年增加,特别是体制外小业、杂业居民的子女,往往只念到小学便混迹街巷,长大后招工参军一般轮不上,也不能算“知识青年”。基层街道须解决他们的饭碗需要。

固然,当时“知青”下乡运动“解决”了一大批人的“就业”问题,但是,当时这项运动还未常态化。1969年大规模搞了一次,老三届全部下乡,1970年毕业的中学生则安排城里就业。

所以,在满足社会需求,解决青年就业等多种因素之下,盐城镇小企业一时间应运而生,风生水起。仅向阳街道当时就办了纸厂、五金厂、线厂、纽扣厂等。盐城镇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厂有橡胶厂、标准件厂、玻璃厂等。不同于以前的手工业、餐饮业、修理业等,他们是能够容纳大批人上岗的工业企业。

从历史角度看,这当是盐城早期的一波工业化浪潮,可与1970年代苏南乡镇社队工业兴起相媲美。不过,同为企业,有国营、大集体、小集体的等级之分。向阳线厂属于镇及以下的小集体企业,工资待遇、劳保福利垫底。第一年进厂,月薪13元;第二年15元;第三年18元;第四年出师定级28元。

 

1976年冬,薛恒到扬州同行工厂考察时参观大明寺

当然,那时能在城里工作拿工资还是幸运的。我高中毕业当口,恰逢上山下乡运动间歇。往后几年动员下乡轰轰烈烈,力度不断加大,毕业青年就很难留城了。不过,说起上山下乡,后来人变精了,有门路的会设法规避。向阳线厂以后几年陆续进来若干“知青”,有本地的,有外地大城市的,大多是找关系躲避下乡者。他们的到来改变了人员结构,提高了职工素质,对街道办事处和厂里的文化氛围营造和宣传工作助益多多。

对于镇、街道及居委会开办的小集体企业,还要提及一下:这类企业虽然有了“社会化大生产”的性质,但是产供销却没有国家“计划”保障,经营链条上好多问题要自己“走后门”解决,请客送礼免不了。

我就曾经拎过两大箱皮蛋,跟着办事处一把手魏书记先跑南京送,为的是买跃进牌中卡;再跑苏州送,为的是购纽扣彩色有机玻璃原料。这两箱皮蛋也是办事处通过关系弄来的。厂里进人时,其人父母亲戚能够对企业有帮助是考虑的重要因素。

故而,所谓“不正之风”或“腐败”,并非“改开”以后才有。

高中生,在当时街道工厂马马虎虎算是“高学历”。因而进厂半年不到,领导就让我参与“脑力劳动”,和五金厂的祝飞等共同负责街道办事处大字报栏的策办。

大字报,是张贴于墙壁以毛笔大字书写的纸质墙报,原是民众意见表达的形式,古代揭帖流变,“文革”初曾是揭批“走资派”的“造反”武器。到了所谓“中国赫鲁晓夫”被彻底打倒,大字报已变为宣传贯彻工具。

党的“九大”召开后,或曾希望在团结胜利的凯歌中结束“文革”。然“树欲静而风不止”,“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接踵,有着宣传贯彻功能的大字报(栏)因而梅开二度。唯其内容主要抄报纸,表现形式便格外重要。因此,能写写画画的小青年得以发挥爱好,“舞文弄墨”。

大字报报栏横、竖幅及标题的美术字多由我写,祝飞则是配图画画,以达到“图文并茂”。后来厂里“高学历”的人增多,能书会画者皆来“加盟”,大字报栏越发显得精彩,也扩展到街上。

记得有一期评说盐城文庙历史(“文峰”即渊源于此),竟然吸引了附近地委大院干部驻足阅看。1975年,街道组织宣传队,我又主要负责,作编剧,写脚本,定节目。

 

向阳办事处宣传队骨干合影,后排左2薛恒

我的本行是机修工。可是,厂里的筒子车、并线机、摇纱车等来自上海里弄小厂“产业转移”,为铁木结构旧机器,机修无甚技术含量。记得有一年,拆迁了几家民宅,新建了一个大车间,引进的上海工厂并线机居然是英国19世纪90年代制造的产品。

出于对将来生计考虑,我先学钳工,掌握了一些技能后又去学车工和刨工。但是,与钳工可以自己拿把锉刀勤学苦练锉平面不同,学习车、刨技能必须上机操作。但开机床的、特别是车工师傅很不情愿人动他的床子,总是在你站半天,请求若干次,才恩赐你“弄一刀”。往往,手柄还没有摸热,就“行了行了”,请你走人。

5年多技工生涯,好像也修成了一点正果。我曾经自己制作过数纱机、摇纱机,开过注塑模具。随着年资渐增,街道办事处逐渐培养我做劳心工作:不再上三班倒;写文字材料;在体育场大会发言;带领宣传队外出慰问演出;甚至让我去镇里报送提拔我为街道团委副书记的材料。

然而,就在我抱着“士为知己者死”和“认局”的双重心态准备在街道办事处干下去的时候,高考来临了。

1977年夏,已经有恢复高考的传言。秋天,传言成真。参加高考,最初的想法是:我既自许,且也有人视我为人才,回避高考似说不过去,好歹也得去试一下。

然而,拿到材料“复习”,才知道自己老底:物理生疏,化学不懂,数学只有三角函数、平面坐标系等极少部分还有点眼熟,其他皆为陌路。高一学过且在工作中用过的机械制图不在数学复习范围。自以为曾经搞过一点点“技术革新”,而想报的理工科是没希望了。于是,投报文科。

想我上学时期,正值落实“学制要缩短”的领袖指示,小学5年,初、高中各2年,共9年。在盐城县实验小学读到3年级便遭遇文革45年级在停课造反、复课革命轮流交替中度过,随后全体免试直升盐城县中。未几,因县中派战停课,到泰州自由自在半年。

尔后,随母亲工作调动,转入盐城县水上小学读“带帽”初中。读数月,发现眼睛看不清黑板,坐第一排也无济于事。语文犹可,高度依赖老师讲解的数学由此“歇菜”。

初中毕业,全班同学免试进高中,愿意继续读书的都去了盐城中学,而我嫌路远再入县中。

高中时期,眼睛依然看不清黑板,数理化英语学习一筹莫展。唯有语文,因老师林志芬知识渊博,讲课激情饱满,声音洪亮,引发我学习热情,成绩亦可圈点。

然而,高一下学期林老师即因有人检举是“五一六”分子进了学习班,和几个“嫌犯”老师一起,由我们学生监督管制,交代问题。我才培养的语文兴趣,因林老师停教,受到重挫。

当然,事情也有例外。高二学数学,我不知从哪儿得来一本厚厚的教材,自学加听课,居然期末考了优秀。同学们知道我眼睛看不清黑板,却能得优,不免啧啧称奇。

如此学业,就是高考基础。1977年首次参考,一番努力下来,进入复试。虽未录取,倒也增强了自信,对关心者也有所交代。翌年,高考继续,复习再战。

这一次,不仅为了面子,而且,也知道了考上大学“崇高”和实际的巨大意义。我等凡夫俗子,在此激励下当然奋力学习。因此,我破釜沉舟,向办事处魏书记请了一个多月的假,专门复习,不再像上次考试多少还掩人耳目。

为了得到允准,我言明这次考不上,就在街道老老实实干下去。高考后来越来越难,如果1978年落榜,我恐怕不会再有机会。

由于这次是向领导承诺的最后一搏,因此,参加复习班,收罗资料,请教亲友,和考伴相互帮助,早五晚九背书做题等等,招数尽出,精力全投。记得高考历史卷有一题“孟良崮战役”名词解释,刚好头天背到。侥幸和欣喜,答题之际便泛上心头。

成绩下来,知道能上一所不错的大学。为了保险起见,填报了单科成绩最高的历史专业。功夫不负苦心人,秋实9月的一天,终于拿到了有点延迟的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等待入学的日子,是一生中飘飘然最幸福的时光。

4年后,大学毕业,分配到盐城市委统战部。虽然,毕业分配没能去绝大多数同学都能去的大中城市,打回老家,但走进和我原来工厂相隔一条街的机关大院,我知道:人生命运因为这百十米距离,毕竟和过去已经不同,以后的路会好走得多。

2020年,流传一句名言:时代的一粒沙,落在每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其实,从我的高考看,是否也可以说:时代的一滴露,落在每个人身上,就是一眼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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